1978年，石屋迎来了参观学习热潮。王裕道回忆，“当年那可真叫热闹，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参观，少的几十人、上百人，多的一天有上千人，一批一批的，有时候胡松忙着别的大事，一般的接待就由我们几个干部来安排。”

　　经过十几年的奋斗，石屋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胡松走上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高峰。

　　1978年10月，中日友好协会全国本部副会长众议员宁都官德马为团长的日本友好协会一行10人来到石屋参观。正当胡松为参观人员在介绍石屋的辉煌、成就与经验时，石屋人此时没有想到，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已签订“秘密协议”，按下了十八颗鲜红的手印，搞起了大包干。由此开始，中国农民选择了与大寨与石屋全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尽管小岗村农民签了契约之后，把它私藏起来，但是许多人还是隐隐约约感受到了一场革命的即将到来。

　　据张培钦回忆，就在那一年里，一些村民纷纷开始质疑胡松的做法，尽管石屋取得了很大成就，公共财产相对富裕，但是分配到村民手里可支配的资金并不多，长期超负荷的劳动，社员开始显得疲惫。

　　1979年，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对于中国农村来说，宣布了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始，而作为石屋大队来说，这一年也是一个时代的分界点。新年到来不久，石屋社员接到一个消息，胡松要离开这里，这是当时大多数人不愿接受的事实。

　　就在胡松离开石屋大队时，范华庆接任石屋大队书记，我们在石屋找到了这位老书记，他开口就说：“我宁愿给胡松做副手，也不愿意接任这个书记，压力太大了，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

　　命运沉浮胡松“隐去”

　　随着胡松的离开，一些争议性的意见开始出现，一些人对胡松有不同的评价。个别人批判胡松的独断专行，管理不民主，少数群众质疑石屋虽取得很大成就，但个人的分红不多，还不如其他大队，此时胡松对此保持着少有的沉默。

　　1981年，大包干浪潮席卷全国，县委工作组进驻了石屋，想让村民继续走集体化的老路，但是终究没有实现，在村民强烈的要求下，县委工作组退出石屋，石屋分田到户，一个学大寨的典型也在此划上了一个句号。离开了石屋，胡松到松涛水库管理局当副局长，这段期间，很少在公众视野出现。

　　谢有造，儋州市作协主席，年轻时曾是石屋的宣传员，对于胡松命运的沉寂，有着自己的分析：“石屋大队公有制的长期实行，让社员疲惫不堪，缺乏积极性;文革时期，胡松与一批社员互相批斗，使胡松的光环不再耀眼，文革后，质疑胡松的声音越来越多;当调离石屋到松涛水库时，由于没有担当主要领导，也不懂水利技术，胡松能力很难发挥。”

　　胡松的家，就在石屋村，冬日的下午，海南日报记者来到他家，见到了胡松的遗孀，张甲老人。

　　推开一扇铁门，偌大的院子里站着一位年迈的阿婆。当得知是探访胡松，她回到房间，从抽屉拿出一叠照片，原来是十大元帅的照片，老人说：“这是胡松当年去北京时带回来的，一直让我帮他保管，如今，他去了，照片还在呢。”

　　回忆胡松，张甲老人没有太多的言语，只是说：“他呀，活着的时候天天不着家，天天都在忙，孩子都是我一个人拉扯大的，不过我和孩子们都不怪他，他给石屋做了许多好事。”

　　1992年胡松从松涛水利管理局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休了。1990年，他出差琼中。一次车祸让他脑部受伤，此后不久他得了老年痴呆症，几乎失去了与别人的交流。2000年，胡松不留一言便告别了石屋。

　　就在胡松去世的两年后，大寨在郭凤莲的带领下，全村总产值由过去的327万变为1个亿。时光流逝，大寨悲喜两重天。而此时的石屋却没有盼到一个像郭凤莲一样的人物出现。

　　离开石屋，离开胡松故居，看着花甲老人瘦弱的身影，海南日报记者突然问老人为什么不随儿女搬到城里住，老人说：“我得替他(胡松)守着这个院子。”

    (文章来源：海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