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岛的大寨”—石屋沉浮录

编辑：【石屋之家】更新时间：【2012-02-15】浏览次数：【1404】

    它曾被国内新闻媒体誉为“海南岛上的大寨”、“南方的大寨”;它曾被周恩来总理称赞为“广东学大寨的好榜样”;它曾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令人惊叹的“两个100万”，它就是石屋大队。
    “北有大寨，南有石屋”，在1960年代，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话把山西大寨和海南石屋联系在了一起。大寨“铁姑娘队”队长郭凤莲和石屋大队党支部书记胡松，都曾带领一方百姓战天斗地，改造家乡落后面貌，成为历史的风云人物。
从1978年开始，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寨和石屋的辉煌伴随着历史的滚滚车轮渐渐淡出中国的历史舞台，渐渐沉寂。
    2008年岁末，大寨的知青回访大寨之际，海南日报记者也走进了石屋大队，去感受当年的风云人物胡松的命运沉浮。
    石屋村隶属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距离城区只有4公里。沿着一条水泥路，车子在橡胶林中穿行，冬日暖阳透过橡胶林投下斑驳的影子，映在车窗上，恍惚如昨。路的尽头，便是石屋村委会的所在地，村委会的办公室还是胡松年代所留下的，墙上正中央的五角星一看便知道是当时的印迹。村委会办公室两边，是十来栋一字排开的二层小楼，一位老伯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说:“这些小楼也是当年留下的。”
    大战燕子潭拉开石屋开发序幕
    张培钦，今年71岁，他曾被当地百姓称为胡松的得力干将，如今仍然居住在石屋村，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提起石屋和胡松，倍感自豪。
石屋，原名五角岭。生活在这里的百姓，居住在简陋、低矮的茅草房里，下雨天，满屋滴漏;大风天，房梁摇晃;夏日闷热，冬天寒冷。住上石屋——用石头砌的房子，是五角岭百姓的梦想与期待，石屋之名由此得来。
    大跃进时期，1959年，一场特大旱灾光临五角岭，村民惶恐不安，纷纷准备逃荒。第一时间，石屋大队党支部书记胡松站了出来说:“山村要活，村民要活，唯一的出路就是开发山区。”
    胡松和村民认真分析石屋情况，提出了开山造田、兴修水利、大种粮食，在全村建立水稻——番薯——木薯三道粮食防线，实现农田灌溉的基本保障。
1959年10月3日，是一个令石屋人刻骨铭心的日子。
    这一天，石屋村召开了别开生面的誓师大会，全村男女老少聚集在一起，胡松头戴草帽、手里拿着锄头站在村民中央，向全村人民发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一心、开发山区、建设石屋的号召。当天，胡松带领由73人组成的生产突击队，开赴山区，进驻燕子潭。
    作为胡松的得力干将，这等大事少不了张培钦，他说:“燕子潭是我们开发的第一座荒山，满山都是杂树、野藤，上山没有路，进山不见天。有些大榕树，两三个人抱不拢。第一天，大伙情绪很高，可是由于事前思想工作没有做好，第二天，群众面对困难纷纷退缩。”
    针对这种情况，大队干部开始组织群众反复学习《愚公移山》，并用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鼓舞大家。听了这些话，五十多岁的老贫农郑金兰、贫农女社员冯莲，带头打破妇女不砍山的旧习惯，和男社员一起，提着砍刀上了燕子潭。开山队伍第二次上山，队伍人数一下子增加到了130人。
    张培钦说:“胡松同志上山不久，腿上长了一个大脓疮，严重的胃病又时常发作，浑身冒冷汗。有段时间痔疮发作了，疼得站不起来，他就用藤条编个吊椅，坐着砍大树。”
    在这个特殊的年代，胡松靠着这股劲成了石屋的精神领袖。
    浮夸年代胡松坚持不虚定指标
    到1963年，石屋开山造田已经取得辉煌成就，相继开发荒山117座，开荒造田6500多亩，全村耕种面积扩展到16000多亩。使荒山野岭，变成了胶园良田。
就在石屋全队开山劈岭的同时，石屋又进行了一场挖沟开渠、兴修水利的战争。1963年，兴修水利会战在“凤翔岭”展开，劈山开渠，引水上山。
    起初，很多人都没有信心，害怕工程艰巨，许多人还不相信水能上山，面对这种情况，大队干部再次组织村民学习愚公移山。“愚公敢移山，我们就能开山凿渠，117座山头都开发出来了，还怕一条渠开不成”，胡松这样动员大家。
    大伙的热情一下子被调动。社员连续奋战，依靠手挖、肩挑、背驮，挖掘土方3万立方米，经过10年艰苦奋斗，建筑了一条长91千米的引水渠、1030条总长197千米的灌溉线，同时兴建了16个电灌站。当松涛水流入渠道，引上56个山头的时候，村里的男女老少都笑了。日后，许多人都把这条灌溉渠称为“海南红旗渠”。
    原先贫困的石屋，经过创业变得家大业大，至1964年，拥有集体财产120多万元，除了100多个热带作物园和水果园以外，还办起了烟胶厂，淀粉加工厂，发电厂，石灰窑，购买了拖拉机一台，汽车一辆，还有电动打谷机和碾米机。到了1970年代，大队储粮量达到了100多万斤。存款达到了100多万元。
    难能可贵的是，在一个浮夸成风的年代，石屋却坚持不说假话不虚报成绩。有一年，公社开展高产运动，有些大队提的计划指标比石屋的还要高。在讨论会上，有干部说，我们石屋是全国闻名的先进单位，不管做到做不到，提的计划指标不能低于别人。胡松当即说:我们定计划、提口号是为了鼓舞群众去实现它，能做多少就提多少，决不能图虚名，放空炮，光打雷不下雨!后来，石屋大队实事求是制定了计划。这一年，大队的粮食亩产超过了计划指标。
    石屋式“社会主义新村”
    1964年，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此时，一个祖国边陲的小山村，靠着一种愚公移山的精神，在当时创造了“双百万”的成绩，自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意，总理周恩来亲自接见了胡松，说“石屋是广东学大寨的好榜样”，并称“北有大寨、南有石屋”。
    而作为石屋领头雁的胡松，同时担任中央十一届候补委员、广东贫协副主席、海南行政区儋县副书记、那大公社书记、石屋大队书记，这些头衔集一身，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今年71岁的王裕道，从1960年开始到石屋大队，后来当了副队长。1975年，他被调到石屋大队当会计，兼管办公室。在胡松担任公社书记之前，他与胡松在大队共事过4年。
    提起石屋的过去，王裕道说:“我不是沉浸在石屋的成就中，而是想让现在的人知道石屋的辉煌，知道石屋和大寨曾经那么相似。”
    王欲道开始用数字和事例讲述:经过几年奋斗，社员生活得到进一步改善，到1977年，社员分配收入平均每个劳动力达到636元，私人在银行的存款，平均每户800元。
    更重要的是集体福利事业不断发展，大队的学校已经发展成为完全中学，社员子女读书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全部免费;大队合作医疗站已经改成卫生所，实行公费医疗;各生产队的托儿所、幼儿园费用也全部有集体开支;大队还买了两部电影机，村民看电影也不用花钱了。
    由于有了雄厚的集体经济，社员住房由破旧的茅草房向集体居住的新房过度，第一个由集体投资盖起社会主义新村已经建成，50多户社员和一批下乡知青搬进了规格统一的新瓦房，一般五口之家都分到了两房一厅和一间厨房，每年只要付基本的房租和电费，再也不要为盖房子的问题操心了。而且这样好的条件，还在继续改善，不久，大队又盖了两栋楼房宿舍，部分社员搬进了楼房。
    从1976年开始，石屋实行了年老社员由集体养老，让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不用子女供养，安度晚年，他们除了由大队免费供应口粮、食用油、猪肉以外，每人每月还发给10元零用钱。
    时代变迁胡松遭质疑
    1978年，石屋迎来了参观学习热潮。王裕道回忆，“当年那可真叫热闹，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参观，少的几十人、上百人，多的一天有上千人，一批一批的，有时候胡松忙着别的大事，一般的接待就由我们几个干部来安排。”
    经过十几年的奋斗，石屋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胡松走上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高峰。
    1978年10月，中日友好协会全国本部副会长众议员宁都官德马为团长的日本友好协会一行10人来到石屋参观。正当胡松为参观人员在介绍石屋的辉煌、成就与经验时，石屋人此时没有想到，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已签订“秘密协议”，按下了十八颗鲜红的手印，搞起了大包干。由此开始，中国农民选择了与大寨与石屋全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尽管小岗村农民签了契约之后，把它私藏起来，但是许多人还是隐隐约约感受到了一场革命的即将到来。
    据张培钦回忆，就在那一年里，一些村民纷纷开始质疑胡松的做法，尽管石屋取得了很大成就，公共财产相对富裕，但是分配到村民手里可支配的资金并不多，长期超负荷的劳动，社员开始显得疲惫。
    1979年，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对于中国农村来说，宣布了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始，而作为石屋大队来说，这一年也是一个时代的分界点。新年到来不久，石屋社员接到一个消息，胡松要离开这里，这是当时大多数人不愿接受的事实。
    就在胡松离开石屋大队时，范华庆接任石屋大队书记，我们在石屋找到了这位老书记，他开口就说:“我宁愿给胡松做副手，也不愿意接任这个书记，压力太大了，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
   命运沉浮胡松“隐去”
   随着胡松的离开，一些争议性的意见开始出现，一些人对胡松有不同的评价。个别人批判胡松的独断专行，管理不民主，少数群众质疑石屋虽取得很大成就，但个人的分红不多，还不如其他大队，此时胡松对此保持着少有的沉默。
    1981年，大包干浪潮席卷全国，县委工作组进驻了石屋，想让村民继续走集体化的老路，但是终究没有实现，在村民强烈的要求下，县委工作组退出石屋，石屋分田到户，一个学大寨的典型也在此划上了一个句号。离开了石屋，胡松到松涛水库管理局当副局长，这段期间，很少在公众视野出现。
    谢有造，儋州市作协主席，年轻时曾是石屋的宣传员，对于胡松命运的沉寂，有着自己的分析:“石屋大队公有制的长期实行，让社员疲惫不堪，缺乏积极性;文革时期，胡松与一批社员互相批斗，使胡松的光环不再耀眼，文革后，质疑胡松的声音越来越多;当调离石屋到松涛水库时，由于没有担当主要领导，也不懂水利技术，胡松能力很难发挥。”
    胡松的家，就在石屋村，冬日的下午，海南日报记者来到他家，见到了胡松的遗孀，张甲老人。
    推开一扇铁门，偌大的院子里站着一位年迈的阿婆。当得知是探访胡松，她回到房间，从抽屉拿出一叠照片，原来是十大元帅的照片，老人说:“这是胡松当年去北京时带回来的，一直让我帮他保管，如今，他去了，照片还在呢。”
回忆胡松，张甲老人没有太多的言语，只是说:“他呀，活着的时候天天不着家，天天都在忙，孩子都是我一个人拉扯大的，不过我和孩子们都不怪他，他给石屋做了许多好事。”
    1992年胡松从松涛水利管理局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休了。1990年，他出差琼中。一次车祸让他脑部受伤，此后不久他得了老年痴呆症，几乎失去了与别人的交流。2000年，胡松不留一言便告别了石屋。
    就在胡松去世的两年后，大寨在郭凤莲的带领下，全村总产值由过去的327万变为1个亿。时光流逝，大寨悲喜两重天。而此时的石屋却没有盼到一个像郭凤莲一样的人物出现。
    离开石屋，离开胡松故居，看着花甲老人瘦弱的身影，海南日报记者突然问老人为什么不随儿女搬到城里住，老人说:“我得替他(胡松)守着这个院子。”
    文海南日报记者于伟慧霍筱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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